中国对外贸易,论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其改革
本文目录索引
- 1，论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其改革
- 2，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
- 3，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什么不同？
- 4，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和面临的问题。
- 5，民国初年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
- 6，中国对外贸易特征是什么求解答
- 7，概括18世纪中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 8，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非关税壁垒主要有哪些
1，论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其改革
对外贸易政策有自由与保护之分，纵观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基本上都经历了由保护到自由再到保护的过程。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一、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倾向。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选择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对外贸易成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换取进口必要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基本上忽略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原则。
在这个阶段，中国执行的是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具体而言，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建立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独家经营、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来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计划为主，主要靠计划和数量限制来直接干预进出口，不参与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很少进行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除了早期与苏东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同时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创汇，为满足必须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的汇率政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分析，人民币币值高估实际上鼓励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导致建国后20年中出现进口赢利，出口亏损的局面）。
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中国此时基本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在1960年之前选择的进口替代行业基本上是重工业，这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随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部分基础工业。但是，与拉美国家的经历相同，完全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外汇收不抵支；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不良；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段时间后，又成为落后。
在此阶段，政府也采取进行进出口管制、征收关税、海关监管和商品检验等具体的贸易措施。制订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家生产就是用较高的关税税率加重进口商品的成本，以保护中国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新兴工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不致遭受外来商品的竞争。
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经济体制从严格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商品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
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重点则体现在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2)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3)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
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
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
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2)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的“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从事赔本出口创汇。这种观点应该说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观念。但是，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放心”，也为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这10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而且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移。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外生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有数字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大约为1371美元，是美国劳动力年均工资的2.2%。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鼓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取代了传统的纺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圈子。但是，因为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的一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所说的廉价劳动力不等同于简单劳动力，它包括跨国公司廉价地在中国雇佣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这一点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代工贸易为主，二是三资企业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履行入世的承诺，以及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已经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由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别结构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开始，机电产品的出口就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贸易，而且三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倾向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或者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韩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例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提出质疑和责难之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可能从其他的对外贸易措施上进行协调。
另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集团化的倾向，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通过双边和多边磋商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环境。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意向协定，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等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固然能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是获得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的承诺。从现有的资料和两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议定书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将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是特别产品保障措施条款，印度和美国已经对中国使用过此条款；第二，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程序时，在中国入世15年内WTO成员依然可以将中国等同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内每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例如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中国应该执行中国货物减让和承诺表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中具体谈到的农产品的那些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不得保持或采取对农产品的任何出口补贴。中国应按‘过渡期内审议机制’规定将农业部门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与农业部门用作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其他企业之间，或者上述各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或其他转移，做出通知。”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已经无法使用，根据WTO农业协定，中国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只能从国内支持上出发，或者说只能采取“绿箱措施”和“黄箱措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已经约定关税税率和关税配额，但是，根据WTO的若干例外条款——如国家安全例外、环境例外和国际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规定。
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本国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考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纳入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能维持长久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极容易为它国取代，或被机器节约。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理论应该从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转移到内生比较优势，从静态比较优势转移到动态比较优势。
简而言之就是：首先，认识到比较优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其次，比较优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产品和技术会从知识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所以一国在某种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上是不可能永远具备比较优势的。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与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级、专业，其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越持久，企业自身管理和竞争情况也可以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应该围绕培养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战略性贸易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渐转向“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行。所谓“公平贸易”主要是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要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WTO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欧的这些做法，因此，中国在入世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加强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进与完善，防止本国产业和企业或产品在遭受类似的损害之时无法可依，在遭遇贸易对象国的指责时无以回应，当然首要的还是《反垄断法》出台。
综合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趋向应该是依据WTO的基本原则以及例外条款，以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为基础，在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上进行完善，倾向于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2，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
对外贸易政策有自由与保护之分，纵观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基本上都经历了由保护到自由再到保护的过程。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1)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3)1992-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入世前具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4)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渐与wto规则相适应的规范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一、建国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过的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倾向。同时，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选择了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对外贸易成为调剂余缺的手段，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换取进口必要机器设备所必须的外汇，基本上忽略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原则。
在这个阶段，中国执行的是国家统制型的封闭式保护贸易政策。具体而言，在对外贸易体制上建立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独家经营、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来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政府的对外贸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计划为主，主要靠计划和数量限制来直接干预进出口，不参与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很少进行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除了早期与苏东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同时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创汇，为满足必须的进口对外汇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币币值高估以及外汇管制的汇率政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数据来分析，人民币币值高估实际上鼓励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导致建国后20年中出现进口赢利，出口亏损的局面）。
在对外贸易战略方面，中国此时基本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在1960年之前选择的进口替代行业基本上是重工业，这与中国当时的工业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随后才开始有计划地引进部分基础工业。但是，与拉美国家的经历相同，完全的进口替代政策也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外汇收不抵支；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不良；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即使是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一段时间后，又成为落后。
在此阶段，政府也采取进行进出口管制、征收关税、海关监管和商品检验等具体的贸易措施。制订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生产”和增加财政收入，保护国家生产就是用较高的关税税率加重进口商品的成本，以保护中国已有一定基础的手工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新兴工业产品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不致遭受外来商品的竞争。
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经济体制从严格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商品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
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重点则体现在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2)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3)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
比较优势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中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和进出口的商品结构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的是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因此称此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保护贸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
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2)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3)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
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1)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2)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5)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目的尽管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义观念的影响，奉行“顺差就是成绩，顺差就是目的”的“顺差至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从事赔本出口创汇。这种观点应该说没有脱离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观念。但是，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放心”，也为中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这10年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指导理论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而且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向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移。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是外生比较优势，中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有数字表明，中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大约为1371美元，是美国劳动力年均工资的2.2%。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鼓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取代了传统的纺织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走出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个圈子。但是，因为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的一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主要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里所说的廉价劳动力不等同于简单劳动力，它包括跨国公司廉价地在中国雇佣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人员。这一点表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代工贸易为主，二是三资企业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履行入世的承诺，以及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已经成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由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国别结构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开始，机电产品的出口就已经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贸易或代工贸易，而且三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倾向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或者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
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韩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必须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动而有所变动。例如，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对中国的汇率制度提出质疑和责难之时，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可能从其他的对外贸易措施上进行协调。
另外，针对国际社会中区域集团化的倾向，中国在近年也开始逐渐通过双边和多边磋商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环境。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意向协定，积极开展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等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固然能够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是获得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的承诺。从现有的资料和两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议定书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将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一是特别产品保障措施条款，印度和美国已经对中国使用过此条款；第二，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程序时，在中国入世15年内wto成员依然可以将中国等同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内每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
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会出现大幅度调整。例如农产品贸易方面的政策，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规定“中国应该执行中国货物减让和承诺表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中具体谈到的农产品的那些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不得保持或采取对农产品的任何出口补贴。中国应按‘过渡期内审议机制’规定将农业部门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与农业部门用作经办国家垄断贸易的其他企业之间，或者上述各企业相互之间的财务或其他转移，做出通知。”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已经无法使用，根据wto农业协定，中国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只能从国内支持上出发，或者说只能采取“绿箱措施”和“黄箱措施”。对于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已经约定关税税率和关税配额，但是，根据wto的若干例外条款——如国家安全例外、环境例外和国际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规定。
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本国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考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纳入了全球生产链、资本链、产品链的环节，中国依靠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能维持长久的优势，因为劳动力比较优势极容易为它国取代，或被机器节约。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理论应该从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转移到内生比较优势，从静态比较优势转移到动态比较优势。
简而言之就是：首先，认识到比较优势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来扶持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其次，比较优势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产品和技术会从知识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力密集型，所以一国在某种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上是不可能永远具备比较优势的。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与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级、专业，其带来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越持久，企业自身管理和竞争情况也可以带来强大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应该围绕培养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战略性贸易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渐转向“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行。所谓“公平贸易”主要是指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必要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贸易救济措施以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wto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欧的这些做法，因此，中国在入世之后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加强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进与完善，防止本国产业和企业或产品在遭受类似的损害之时无法可依，在遭遇贸易对象国的指责时无以回应，当然首要的还是《反垄断法》出台。
综合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趋向应该是依据wto的基本原则以及例外条款，以国内经济发展要求为基础，在兼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上进行完善，倾向于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3，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什么不同？
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它主要是指比较成本论与要素禀赋学说。根据该理论，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的不同，而且各国产品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国产品成本不同，由此国际贸易产生。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应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80年代美国的波特教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即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国能在某个特定产业获得长久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指出,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目前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现在甚至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实施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 台湾９０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说明一个经济体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低的家用电器和船舶。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国家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中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ＧＤＰ的比例下降。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２０%以前,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中国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4，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和面临的问题。
原因：1.中国政府实行政策性贬值与出口创汇政策，推动中国外贸出口。 2.国内内需不足，从而转向出口。 3.改革开放，走出去和走进来战略，积极拥抱世界(实行市场经济，加入WTO，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改革) 4.由政府投资拉到型的经济高速增长，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问题：1.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出口企业不堪重负。(引发倒闭与就业问题) 2.对外依存度较高，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3.金融体系与法律体系不健全，商业道德与信托责任缺乏，招商引资环境恶化。 4.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劳工贫困，人口老龄化，城乡二元经济，贫富差距大，社会成本较高，从而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5.外资企业积极占领中国市场，兼并中国民族企业，存在潜在危机。 5.产业低端，缺少民族品牌，缺乏核心技术。 6.产业分工上，处于低端，没有定价权。
5，民国初年中国对外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
民国初年，中国对外贸易掌控在西方国家手中，对外贸易保护思想的兴起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在经济思想领域内的必然反映。
民国时期 ,学者们根据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 ,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 ,明确地提出了对外贸易保护的主张。他们认为 ,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对外贸易保护的主要依据，应当按照购买力平价制定适宜的汇率。在保护方式上 ,存在着国营计划贸易、进口配额、关税等多种主张。
6，中国对外贸易特征是什么求解答
这是立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去看待它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贸易活动。因此，提到对外贸易时要指明特定的国家。如中国的对外贸易等；某些岛国如英国、日本等也称对外贸易为海外贸易。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是泛指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活动。它既包含着有形商品（实物商品）交换，也包含着无形商品（芝务、技术）的交换，又可称为世界贸易（World Trade）。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从国际范围来看，这种经济活动就是国际贸易。 对外贸易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性质和特征受社会生产方式所制约。从历史上看，对外贸易产生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即商业成为独立部门和国家的形成，因此古代的对外贸易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这就使当时的对外贸易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①由于国际分工尚未形成，一国的对外商品交换仍以国内社会分工为基础，对外贸易与国内商业并无本质区别。 ②投入对外贸易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只占很小比重，而且对外贸易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区局限性。 ③商品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专供统治阶级享用的消费品和奢侈品，奴隶本身也是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④有能力从事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大商业资本，它们组织武装的船队和陆上商队，不仅为了自卫，而且也进行掠夺，因此古代的对外贸易经营往往与暴力相结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对外贸易促进了西欧国家的原始积累，因此，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之一。到了资本主义时期，产业革命建立起机器大工业，使生产社会化超越国界，形成了国际分工。这时对外贸易摆脱了地区局限性，获得了高度发展，开始成为世界贸易。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从海外获得廉价的原料和粮食，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同时又因有国外市场而得以扩大生产规模，这一切都导致利润率的提高。发展对外贸易无疑是资本主义加强剥削的一个基本条件，但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结果又会使利润率下降。 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使生产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深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需要国外市场，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输出有了重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地位的降低，资本输出反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垄断组织不仅操纵了宗主国的对外贸易，也控制了殖民地附属国的对外贸易，成为它们进行不等价交换、攫取垄断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社会仍需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是对外贸易继续存在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利用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和实现产品在物质形态（使用价值）上的转换，从而有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技术改造，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协调地进行。发展对外贸易符合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要求，也适应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历史趋势。 掌握对外贸易的自主权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一项重要前提。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斗争来发展对外贸易，才能对民族经济的增长起积极的作用。 现代对外贸易活动主要包括交易条件的磋商以及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贸易方式不同，磋商或确定交易条件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任何贸易方式，都必须订立买卖合同。合同一旦订立，便对当事人双方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交易合同的磋商、订立、履行是现代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内容。 对外贸易政策基本上分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大类，它反映着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政策属于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不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只要有利于进步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巩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便具有进步性。因此，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阶级实质和作用，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7，概括18世纪中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当其时，中国丰富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
一、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lh*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796年(嘉庆元年)以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8](p109)。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多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曰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东贸易而流人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人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1]。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二、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19世纪初中，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 里[15](P301)。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7]。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8](p115,109)
龙思泰于1798年(在嘉庆朝)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15]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1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工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8，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面临的非关税壁垒主要有哪些
中国近些年来遇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主要有：1、反倾销壁垒。反倾销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几个针对某种或几种境外商品或服务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行为采取的抵制措施。2、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以保护环境保护国民健康，通过带有歧视性、针对性的技术、安全标准和卫生标准对进口的产品进行限制，如若达不到规定标准进口国有权扣留、退回、销毁、索赔等。3、技术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以及接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所形成的贸易障碍。4、区域经济壁垒。区域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互相给与特殊优惠待遇，在客观上对非成员国构成歧视。二、中国应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对策1、应对反倾销壁垒的策略中国企业应该增强增强反倾销意识，应对反倾销壁垒。中国在遭遇反倾销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对反倾销存在错误认识，主要是当国内遭受外国商品倾销危害时，企业认为虽然反倾销可保护自己但同时也保护了国内相关同行企业而且需要承担大量的花费，所以对反倾销消极对待。中国企业在应对国外的非关税壁垒时往往因某种原因不应对或消极应对，导致出口减少甚至有的推出市场。所以要加强宣传和培训提高企业应对非关税壁垒的认识。当面对非关税壁垒时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现阶段中国企业实力还不够雄厚，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继续加强政府交涉力度，主攻“市场经济”地位。2、应对绿色壁垒的策略首先，应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知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绿色产品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绿色贸易壁垒已经成为非关税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宣传清醒认识刻不容缓，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建立绿色贸易制度顺应世界绿色潮流。其次，要大力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制定环境标准制度和环境认证制度是为了规范企业等组织在生产、服务和活动中的环保行为。获得一项认证不仅是产品冲破壁垒，还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竞争力。通过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政策导向推动企业进行清洁生产3、应对技术壁垒的策略第一，研究和掌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建立预警机制对于应对技术贸易壁垒，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熟悉并掌握WTO/TBT协议另一方面我国应及时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国外质检标准的研究。第二，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消耗走可续发展道路当今，全球经济已从过去以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