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学刊杂志社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介绍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是省委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是省级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机构、理论宣讲机构和社团机构。其前身是始建于1963年的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9年2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省委讲师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并入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座落于石家庄市中心区域，位于裕华西路和红旗大街交汇处，区位优越。全院现有在职人员35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18人，高职人员115人。院内设经济学、人文学、社会法学等学科片暨多个研究所（中心），经济、哲学、政治文化等教研部门，成果管理、科普工作、学会管理等工作部门。
在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唐朝对外实行什么政治?这一政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对唐朝
一、唐代对外的开放性
唐代的对外开放，集中到一点就是采取种种措施，以引诱外籍人来唐有效统治区域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在这一方面，唐代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提供优惠政策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唐代对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外籍人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较当地居民为轻
从唐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可知，当时内附的外籍人所负担的赋税徭役要比当地居民的负担轻，体现了唐政府在这一方面对外籍人的优惠政策。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来唐境内的外籍人每人每年只需出5文、10文不等的丁税，甚至还可以免除一切，这较当时本地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承担的丁税要轻得多。同年的“赋役之法”还规定，当地土著居民“每丁岁入租粟二石”[2]。我们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得知，所谓来唐定居的外籍人，主要指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居赀殖产甚厚”[3]、信手可出“千金”、积蓄资产亿万计者[4]，在唐代不足为奇，由他们每年向唐政府缴纳5－10文丁税，可谓微乎其微；不仅如此，他们中有的人还能享受免交丁税的待遇。唐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在经济上给予的这种优惠待遇，实际上是对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一种奖励。
（二）外籍工商业者往往以“使节”名义或随同使节一同来唐，以获得更多的优惠
唐代的中外交流，如同我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的中外交流一样，往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帝国面子的需要，往往将贸易中双方买与卖的关系，说成是“进贡”与“赏赐”的关系。这是因为唐政府首先是基于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考虑而注重同外国的关系，而不是主要侧重于经济利益（这一方面看重的也只是供统治阶层需求的高级奢侈品）。正由于此，当“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时，唐玄宗令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起到海南求索珠翠奇珍。杨范臣则认为市舶使“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这终被唐玄宗所接受，“上邃自引咎，慰谕而罢之”[5]。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时我国的手工业品畅销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因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和精湛的手工业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外国工商业者前来华者接踵而至。为了迎合唐代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外商或打着进贡者的旗号，或随同本国使节一同前来，在“进贡”的名义下进行贸易，既满足了唐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又成为外商掠取财富的一种捷径，各得其满足。历史上对于外籍工商业者“啖之以利，劝令入朝”[6]的传统，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扬。不管是哪一国的“使节”来唐，他们都要按惯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费优待；当他们返回时，唐政府一般由鸿胪寺、典客署主持欢送仪式，并赠与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
唐太宗贞观（727－649年）年间，西域诸国争先恐后遣使向唐朝进贡。大臣魏征却向太宗进言道：“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7]。魏征首先将其与外籍商人的前来直接联想起来，真可谓一语破的。因为允许外籍商人在边境地区进行民间自由贸易，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地居民会因此而获得实惠。相反，如果包括商人在内的外籍使节前来“进贡”时，唐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支撑帝国的门面，送往迎来，安全保障，赏赐丰厚，唐政府算的是政治帐而非经济帐，这必是劳民伤财之举。即使是以千古明君著称的唐太宗也不能例外。在唐太宗执政期间，“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8]，这除反映了唐代的国势强盛以及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影响外，还似乎成为当时劳动人民的一种繁重负担。唐玄宗时，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受到唐玄宗的接见，玄宗诗兴大发，吟道：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照。[9]
字里行间，流露出唐玄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理。“王化远昭照”，正是唐朝对外开放所追求的。因安史之乱所致，客居在长安一地的外籍人就多达4000户，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定居已长达40余年之久，其中大部分人在定居地“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从事商业等活动，但他们仍然被冠以“外国朝贡使者”，鸿胪寺每年仅以“朝贡使者”名义为其发放的钱币就高达50万缗。这无疑成为唐代国都长安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之一：这些“外国朝贡使者”“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值。度支不时付值，长安市肆不胜其弊”[10]。唐代不算给以使节名义的外商的优厚赏赐，仅仅只是招待他们的粮食一项费用，政府每年就得支出13 000斛之多[11]。可见，外商在唐版图内得到的待遇是何等优（三）唐政府为外籍工商业者的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外商活动所受限制较本地工商者要少
唐高宗曾经下诏说，诸国船舶到达时，应委托当地长吏“依数交付价值”，即用合理的价钱换取官府所需的商品，其中“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剩余部分才允许在民间自由买卖[12]。“依数交付价值”收购，是一种人为制订的“官价”，它一般受市场供需行情的影响比较小，这对于外商来说，避免了因市场竞争剧烈而带来的风险，是唐政府保护外商的有效措施之一。及时足额给外商付资以进行合理贸易，是有唐一代对外贸易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一方面的情况，还表现在唐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吏任意征敛外籍商人的关税进行了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经有诏曰：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船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为率税。[13]
岭南、福建以及扬州的外籍商人被唐代最高决策者特别关注，意味着海上交通成为外籍商人前来唐境内从事经营活动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意味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辉煌已经过去。按唐文宗诏令的规定，外商在唐版图内可以自由从事商贸活动，这种贸易得到了唐政府的有力保护，当地官吏不能对其肆意盘剥。唐最高统治者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14]”，这正是其对于地方官吏严格限制的最基本的原因。唐中央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在实际上加强了官府同市场尤其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这样一来，政府只有设置专门机构，才能适应这种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唐代通过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下设的诸互市，来专门负责这一事务。按当时规定，诸互市的具体职掌是“监掌诸蕃交易”[15]。即由诸互市专门负责同外籍商人的贸易。正因为少府监具有如此的特殊职能，所以当外国船舶到达时，唐政府规定先由当地政府将货物包买下来，“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16]。诸互市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社会限制商品经济的社会职能的加强，而这种职能的加强在当时是以限制民间贸易的发展（或保护官商的存在）为前提的。另外一方面，这也适应了唐代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唐代正是如此对外籍工商者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使得外籍工商者在唐境内从事的经营活动，是一种较为安全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四）外籍工商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
唐代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两种贸易途径。陆路贸易历史悠久，一般指唐代在历史的基础上与边境地区以及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国际性贸易，这种贸易以唐代的国都长安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辐射进行的。限于篇幅，对于陆路丝绸之路的盛况在这里不再赘述。至于海上国际贸易，则是在唐代才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以至于唐政府在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设置了市舶使，专门执掌对外籍商人抽税等事宜[1]。随着海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兴隆，市舶之利便成为唐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项比较可观的内容。广州因是海外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于是政府便在这里设置了“蕃坊”，由政府官员“蕃头”专门管理“列肆而市”的外籍工商业者[2]。有如此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外籍工商业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以及外籍人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稳妥解决这些矛盾并化解冲突，是唐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最后，唐政府创造性地实施了行之有效的措施——类似今日的治外法权。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3]。按此条例，凡外籍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不能以唐代的法律作为判断曲直的法律依据，而是以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或政权）的法律及风俗来处理。如果同一事件中涉及到当事人分属不同国家（或政权）时，按上述规定又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则以唐代法律为判断的依据，即“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4]。这样既可以照顾到外籍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同时也缓解了民族矛盾，化解民族冲突，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也使外籍工商业者在唐代境内的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保护。正由于此，当外籍人触犯唐代法律时，唐政府一般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慎重的态度。下面的故事颇具典型性：
贞观（627－649年）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吏，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裹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5]。
外籍商人如此之多，大有如学者研究的“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的趋势[6]，以至于就连当时的人也难能从服装上区别族别、国别，捉拿坊市肇事者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过问京师所有坊市内外籍人实属不可能，且容易引起外籍人的不满与骚动，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来唐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最后，唐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办法，只是将搜捕范围严格局限在西市外籍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明智之举。唐政府的如此选择，可谓用心良苦！在对待这些为数众多的外籍工商业者时，唐政府一反视工商业者身份卑贱的传统观念，其所享受的待遇明显高于本地工商业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外籍工商业者“入官买官、纳银求职”[7]者有之；一蹴即为举国羡慕的进士者亦不乏其人[8]；甚至勾结权贵，而被封公加爵者也多见于史乘[9]。外籍工商业者所受如此优惠的政治待遇，以及他们在唐版图内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五）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权及官学对外开放
随着大量外籍人的来唐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其中一部分人便在唐代长安等大中型城市定居。在这些外籍人中，有的对功名利禄十分感兴趣，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国家或政权的首领），则将他们的子弟送到唐代官学学习。对此，唐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高丽、百济、新罗等国（或政权）国王（或酋长），都先后派遣子弟留学于唐代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10]。我们知道，国子监在唐代并非一般官员及百姓子弟所能问津的，只有文武三品以上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在国子监就读[11]。可见，像国子监这样的高等学府，是对外国人子弟敞开大门的。另外，一些外籍人还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大食人李彦升、新罗人崔致远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代的最高学府和科举考试，对于外籍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史实是，外籍人来唐参与政权甚至跻身于高级官吏行列，在当时的人数也不少。如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曾经担任唐朝太史；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先于国子监就读，后考取进士，在旅居唐朝的40余年,曾经先后担任过司经局校书、左补阙、左散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唐代名将骆元光，以勇健多谋著称，他曾任宫廷侍卫，后领兵驻守潼关，因军功擢升为镇国军节度使，而这位战功显赫的战将是波斯人；大食人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后，曾经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新罗人崔致远18岁时便考中进士，并担任过唐僖宗时的翰林学士等显赫职务。这些是外籍人来唐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显赫地位，对外籍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唐代政府对外籍工商业者的种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优惠政策，在实际中确实达到了鼓励外籍工商业者来唐统治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对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政治上扩大了唐代的对外影响。这正是唐代的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百度地图
唐朝文化繁荣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
二、全国空前统一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
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
究。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提倡有助于全社会重视诗歌风气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帝王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
五、文禁松驰，是产生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底层生活诗歌的前提。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
六、“安史之乱”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社会的巨变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
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新鲜的活力。做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
八、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则是唐诗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
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唐诗也是这样。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难能可贵的是唐代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风雅五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
学院不断提升教育思想与观念，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围绕我校“ 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学院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门类为核心，致力于将主流的学术范式服务于文化产业和传媒产业的经营管理教学与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学院通过调整科系和专业设置进一步规范教学体系，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上融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本科教学计划进行大幅度地改造，实行宽口径的大类招生模式的人才培养计划。优化的教学理念，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完善的教学体系，实现了现代化教学。 十一五期间，学院拥有校级教改项目4项，校级优质示范课9门，教材建设项目5项，校级精品课1项，优秀教学团队1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1个，教学成果奖6项。在规范的教学和科研引导过程中，我院学生获得了全面锻炼，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十一五期间共有：北京市三好学生10名，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2名，中央三台优秀班集体2个，北京市优秀班集体4个；国家奖学金58名，中央三台奖学金75名。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总体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2008年到2010年的就业率连续3年保持在95%以上；就业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大型国有企业、传媒及文化机构、跨国公司等。毕业生中继续在国内或国外攻读研究生的比例从2007的19%上升到2010年的27%。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的学院简介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起源于1985年创立的北京广播学院管理系， 2002年5月，原北京广播学院管理科学系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东校区经济管理系合并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2011年5月，学院更名为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以“培养复合创新型人才、引领产业发展新知、服务回馈社会”为己任，恪守“立德、敬业、博学、竞先”的校训，不断开拓进取。学院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门类为基础，多学科交叉融合，以传媒经济与媒体管理为特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同时也是传媒经济与媒体管理的学术研究中心，为各级政府、媒体行业企事业单位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服务。 2011年，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在校学生1052人，其中博士生32人，硕士研究生103人，本科生917人。学院设有：经济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工商管理系和公共管理系。 学院拥有博士点1个：传媒经济学，5个硕士点：传媒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产业经济学，1个专业硕士方向：艺术管理。 本科教学由经济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工商管理系和公共管理系承担，拥有经济学（传媒经济管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文化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文化产业管理（制片管理方向）、文化产业管理（文化经纪方向）和行政管理等10个本科专业。 地址: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东街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