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
《艰难时世》简析|介绍|赏析|鉴赏
《艰难时世》外国文学作品简析 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代表作之一。退休五金商、焦煤镇地区国会议员葛擂硬自私又势利，处处巴结银行家、工厂主庞得贝。葛擂硬自命为信奉“事实”哲学的教育家;他兴办学校，戕害儿童心灵，也同样严酷地管束自己的儿女。结果儿子汤姆一旦外出工作反倒染上吃喝赌博的恶习;女儿露意莎从父亲那里得不到温暖，把感情寄托在弟弟汤姆身上。她为满足弟弟对金钱的需要，遵从父命，嫁给了比自己年长30多岁的庞得贝。庞得贝残酷剥削工人，还虐待亲身母亲。焦煤镇工人无法忍受庞得贝的无情压榨，纷纷集会和罢工。庞得贝企图收买工人斯梯芬破坏工人运动，遭到后者拒绝，便将其解雇。冷酷的汤姆偷窃庞得贝银行的巨款，嫁祸于斯梯芬，使他受到怀疑和追捕。庞得贝还听信谗言，疑心露意莎有外遇而抛弃了她。后来，斯梯芬决心从藏身的异地赶回焦煤镇辩明自身的清白，却不幸摔成重伤。临终前，他向葛擂硬揭露了盗案真相。汤姆畏罪逃亡，死于海外。最后，葛擂硬在一连串“事实”教育下愧疚不已，庞得贝众叛亲离，成为全镇的笑柄。作品尖锐抨击了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动功利主义哲学、经济学思想，直接描写了劳资矛盾，对工人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切同情，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庞得贝和葛擂硬是失去人性的资产者形象。庞得贝凶狠歹毒，把工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 从不顾及工人的死活。他编造自己“白手起家”的谎言，作为残酷剥削工人的理论依据，也借以诬蔑工人受贫困是因为没有本事。他是资产阶级中横蛮、顽固的“实干派”。葛擂硬没有情感，信奉“事实哲学”到了荒谬的地步，是自私的功利主义者的典型。他心目中只有数字、概念和“事实”，随时准备“用尺子、天平和乘法表”去衡量一切人和事。他只懂现金交易，并自食恶果。小说结尾写他的悔悟是不真实的。斯梯芬是与他俩对立的、充满“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思想化身。他为人朴实、善良、吃苦耐劳，富于同情心。他敢于当面指责庞得贝，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性;拒绝引诱，不当工贼，表现出正直的美德和劳动者的觉悟。但他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不主张暴力行动;临终前还祷告上帝，希望人与人互相宽容谅解。这是由于作家把自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强加在他身上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这一形象。 此书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采用夸张、乃至漫画式的手法突出人物的特征，以实现人物典型化，同时收到尖锐讽刺的效果。葛擂硬身上“一切都是四四方方的”，口袋里总是装着“尺子、秤和乘法表”，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看见女孩子用花纸装饰房间便严加训斥，因为“花儿是不会长到墙壁上去的”。他根本排斥儿童的想象和幻想，口口声声：“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小说夸张地把葛擂硬的荒谬的“事实哲学”作了令人失笑的描写。作品还多次重复和强调人物的某种特有的动作、姿态、语言，以增强讽刺效果，如庞得贝多次在人前吹嘘自己“白手起家”等等。其次，小说结构明晰，两条情节线索分明：一条写葛擂硬的家庭生活，揭露其奉行功利主义哲学的恶果;另一条写斯梯芬与庞得贝的矛盾斗争，展示尖锐的劳资冲突。
名著梗概：《艰难时世》
(英国)狄更斯 著 [故事梗概] 葛擂更先生是退休的五金批发商人、国会议员。他有“四四方方象一堵墙般的额头……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腿干，四四方方的肩膀”。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认为“为人处事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秤一秤、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用“事实的哲学”，在焦煤镇办了一所子弟学校，要求教师以“事实”来教育学生。他认为，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掉；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 葛擂更准备成立一个“事实委员会”，禁止学生使用幻想。一位拥护他的主张的绅士，还提出不能用画了马的纸糊墙壁，因为马不会在墙上跑；也不能在碗碟上画蝴蝶和鸟儿，因为它们不可能落在碗碟上。 葛擂更女儿露意莎，儿子汤姆过着单调而刻板的生活。他们在学会走路时，就被赶进教室，坐在黑板前，终日和魔鬼似的数字打交道。他们不允许阅读诗歌和故事，不准与自然景物接触，不准与其他孩子游玩。在他们房间里，设置了许多贝壳、金属、矿物的标本柜。每一个小葛擂更在五岁时已能解剖大熊了，就跟欧文教授解剖动物差不多；但没有一个小葛擂更能把儿歌中的牛和田野中的牛联想在一起。 葛擂更的住宅石屋，座落在郊外，是个标准的“事实之家”，形状异常整齐。这座很大的四四方方的房子，有一条阴暗的门廊遮住了它正面的窗户，正如同房主人的浓眉遮蔽了他的眼晴一样。这是座经过预算、核算、决算而造成的房子。大门的这边有六个窗户，大门的那边也有六个窗户；这一厢的窗户总数是十二个；那一厢的窗户总数仍然是十二个；加起来恰好是二十四个。一片草地，一个花园，和一条林荫小路都是直条条的，好象一本用植物编成了格子的账簿。 有一回，葛擂更无意间发现他以“事实”原则培养出来的宝贝儿女，竟然在一个破墙洞眼里偷看外面的马戏表演，汤姆还象狗一样扒在地下。这使葛擂更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堕落的表现。女儿露意莎却反驳说，她对事实学校的一切都厌倦了。葛擂更强迫女儿和儿子离开墙洞眼回家去。 葛擂更有个好朋友叫庞得贝，是个银行家和工业家。庞得贝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眼睛老是盯着人，笑起来声音象破锣；他又是个“自谦得咄咄逼人的‘凶汉’”，老夸耀自己的贫穷出身和“白手起家”。他认为露意莎在看马戏，是受马戏团丑角的女儿西丝·朱浦的影响，主张把正在事实学校里念书的西丝撵出去。于是，他们便一同往焦煤镇上走去。 焦煤镇到处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无穷无尽的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把原来的红砖房屋，涂沫得象生番的花脸。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做着同样的工作。这个市镇“除了单纯的、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而外，是没有其他的东西的”。这是个用“事实”理论建筑起来的市镇，“在物质方面，四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事实、事实、事实；在精神方面，四处所表现出来的，也都是事实、事实、事实”。 葛擂更和庞得贝恰好在路上遇见了西丝·朱浦。他们把她领到马戏团去见她的父亲。西丝的父亲是丑角演员。不久前，他因演出出了岔子，被观众嘲笑，抛下女儿逃跑了。葛擂更便向马戏团团长史德锐提出，把西丝交给他照顾。马戏团团长和西丝本人都同意了。但葛擂更并不是让西丝再回到学校念书，而是要她服侍自己的太太和给女儿露意莎作伴。他要自己女儿理解西丝的父亲和职业是没有出息的，以转移她对马戏的兴趣。另方面，他用调查报告、表格之类当作教科书教育西丝，以便使她“聪明起来”，但西丝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她怀念着自己的父亲。 庞得贝在镇上开办了一家纺织厂。厂里有位技术熟练的纺织工人斯梯芬。他约莫四十来岁年纪，为人“纯厚而诚实”，是个难得的好织工。但他贫穷，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他的背有点驼，“眉头老是皱着，脸上总显得在深思”。他和女工瑞茄关系很好，经常在她那里得到精神安慰。他想和酗酒放荡的妻子离婚，与瑞茄结婚。但他付不起诉讼费。 葛擂更准备把儿子汤姆送到庞得贝银行里去工作，并把女儿露意莎嫁给庞得贝。虽然这是很不相称的婚姻，庞得贝比露意莎大三十岁；但葛擂更对女儿说：“从你们两个人的年龄来说，是有些不相称，但是从你们的财产和地位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反过来说，倒是非常门当户对呢。” 庞得贝在结婚那天，向观众发表了冗长的演说。他说，他希望露意莎能配得上他，正如他配得上她一样；同时，他“也希望每一位小姐也能找到象我老婆已经找到了的这么好的一个丈夫”。 不久，焦煤镇来了一个议员大臣的弟弟詹姆斯·赫德豪士先生。他是一个仪表堂堂，性情冷漠的人物。原先他当过龙骑兵的一名司旗官。可是，他对这工作生厌了，便跟一位公使出洋。后来，他又讨厌这外交官职，便到耶路撒冷去游历；还坐游艇环游过世界。但他足迹所到，感到无一处能提起他的精神。回到伦敦后，意志更加颓唐了。一天，议员大臣劝他到焦煤镇去搞搞统计工作。詹姆斯认为这样可以换换空气，便答应了。他经葛擂更的介绍去见庞得贝。庞得贝神气十足地向客人介绍了焦煤镇的情况。认为这个市镇上又黑又浓的煤烟，就是他和“衣食父母”。他说：“煤烟是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肺部”他吹嘘他的工人生活得很好，只是他们不知足。然后，他又带詹姆斯去见他的妻子。在一座古板的房子里，露意莎出现了。詹姆斯初次感到：“她的五官是端正的；但是面部的自然活动受到那样的压抑和束缚，因此看起来似乎无法猜测它真正的表情。”然而，她和自吹自擂的丈夫相比完全属于另一种性格。他对她产生了好感。 露意莎的弟弟汤姆不久也和詹姆斯接近起来。汤姆告诉詹姆斯说，他的姐姐不爱自己的丈夫，她是为了照顾他在庞得贝银行找到工作，才答应嫁给庞得贝的。 英国的工人运动蔓延到焦煤镇。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一位从伦敦来的工人鼓动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这是一个“两肩高耸，眉毛低垂，五官挤在一道的人”，他的名字叫斯拉克瑞其。他要工人们加入工会组织。到会的工人中，只有斯梯芬一人不愿意参加组织。斯拉克瑞其便说他是叛徒。斯梯芬上台辩解说，他不愿意参加，是因为他不同意罢工斗争，也不相信他们的会章。他自动退出了会场。 庞得贝得知这一事件后，便对斯梯芬进行拉拢。他诬蔑工人闹事是想用金调羹来吃饭。但斯梯芬却不接受拉拢，而站在工人立场上说话。他诉说工人生活的艰难；厂主总是对的，工人总是错的，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庞得贝说，把肇事的工人捉起来，就可以改变“一团糟”的生活。斯梯芬说，“糟”并不是乱子闹的，而是生活本身很“糟”，他要东家不能用暴力对付工人。他说：“用强硬的手段是绝对不行的。用战胜和征服的办法是绝对不行的。老认为一方面是对的。而另一方面是错的，这种很不自然的想法也是绝对不行的。置之不理也是绝对不行的。让成千上万的人老是那样生活着，老是搞得那样一团糟，结果他们站在一边而你们站在另一边。”他认为要消除这种劳资对立的状态，资本家应当“用慈善心、耐心对待”工人。庞得贝见斯梯芬不识抬举，反而来教训他，便老羞成怒。他大骂斯梯芬说：“你真是个大马蜂似的，专门刺人。品质恶劣的家伙！”他把斯梯芬从工厂中开除了。 汤姆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已负债累累了。于是他狗急跳墙，偷了庞得贝银行的钱逃跑了。 庞得贝的女管家斯巴塞太太是个没落的贵族。她出于自私的目的，象警犬一样监视着露意莎和詹姆斯的关系，期待着露意莎的堕落。一天晚上，她赶到露意莎居住的乡间别墅去，想在那儿发现她和詹姆斯的私情。刚好那天下着大雨，斯巴塞太太躲在灌木丛中，她的白色长袜染成了五颜六色，鞋子里尽是荆棘的刺；毛毛虫吐着丝从她衣服的各部分吊下来，仿佛躺在它们自己制成的吊床中一样；雨水汇成的小川从她的帽子和罗马式的鼻子上流下来。她被淋得象落汤鸡一样。过了一会，她才看到露意莎从房里出来，奔向车站，上了火车。斯巴塞太太以为她是去和情人私奔，也跟着上了火车。可是，火车到了焦煤镇，她却把跟踪的目标丢了，她急得悲伤地流出泪来。 露意莎因爱情苦恼去找她父亲。她指责葛擂更在她童年时就扼杀了她一切美好的东西，把她嫁给了一个她讨厌的丈夫；现在她已爱上詹姆斯了，而且到了这步田地：“你的哲学和教育都不能救我了。”葛擂更感到十分惊奇，但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他在女儿婚事上的无能为力，以及他的教育的失败。 西丝·朱浦从露意莎的处境出发，去见詹姆斯。她劝詹姆斯离开焦煤镇，以补偿他犯下的勾引别 *** 子的过失。詹姆斯最初不愿意，气愤地痛骂露意莎的父亲是一部机器，兄弟是狗崽子，丈夫是狗熊。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西丝的请求离开了焦煤镇，他准备到埃及去。 庞得贝知道妻子的私情后，限定她在十二小时内回去。而露意莎住在父亲的家里，没有按时回去。庞得贝便把她遗弃了。同时，他根据一些迹象，断定银行的钱是斯梯芬偷的，因为银行失窃的那天，恰好斯梯芬不见了，出了赏钱要捉拿他。 斯梯芬被工厂解雇后，因生活无着，出外谋生，不幸失足掉进矿井里。人们过了几天才发现他，把他救上来是，他已奄奄一息了。临死前，他要葛擂更给他洗刷名誉，因为钱是葛擂更儿子偷的。最后他死了。 斯巴塞太太在镇上把一位老太婆领回到庞得贝的家里，因为她常向人打听庞得贝的情况。斯巴塞太太认为她可疑，也许和银行失窃案有关。谁知这老太婆竟是庞得贝的亲生母亲派格拉太太。庞得贝从小靠她抚养长大，但他发迹后，却不准母亲去见他，要她隐居到乡下去。派格拉太太因思念儿子，一年中有好几回要上焦煤镇来，她躲在路旁，瞧瞧过路的儿子，或从旁人嘴里，打听儿子的近况。这回女管家斯巴塞太太弄巧成拙，把老太婆胁逼回家，反而揭穿了庞得贝一向自吹从小失去父母的爱，在“阴沟里长大”的谎言。庞得贝被弄得狼狈不堪，气得竖眉瞪眼。 汤姆偷钱后，躲到马戏团里。他自动在马戏团扮演一名小丑的角色。葛擂更到马戏团找儿子，看到自己的“模范儿童”竟成了小偷和小丑，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躲避这场风波，他决定把汤姆送到美洲去。 正当汤姆准备出逃时，一位在事实学校里毕业的学生毕周来捉他了。毕周现在是庞得贝银行受雇的职员，他暗中访得汤姆的下落，便跟踪到马戏团来。葛擂更以老师的身份，要他讲讲情面，并责备他“有心肝没有？”毕周却回答说：“我这颗心只能为理性所左右，老爷，不能为别的任何东西所左右。”并直率地承认，他捉拿汤姆是为了升级，他的行为是符合事实学校的教育理论的。 在这危急之际，幸亏马戏团马德锐团长放出自己的狗和马拖住了毕周，放走了汤姆。最后，马德锐对葛擂更说，世界上是有真正所谓“爱”的，狗也有“爱”的感情。从而反驳了葛擂更只重理性，否定感情的观点。 五年后，庞得贝猝然中风倒毙在焦煤镇的街上。葛擂更变成一个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人，他已不再死守他那认为是一成不变的“事实”理论了。汤姆从美洲回来想见姐姐一面，但在半途暴病身亡。露意莎再嫁了人，西丝也结婚了，她们都生下儿女。对孩子充满着慈爱，因为“如果不去陶冶天真，培养性情，即使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一个国家是多么富足，但归根结底这还是大祸将临的预兆。”
《艰难时世》主要讲了什么？
《艰难时世》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
狄更斯早想就写一部反映劳资矛盾的小说。1838年他到北部工业区曼彻斯特等地参观时，看到那里工人的悲惨处境非常吃惊，想要对这现象作“有力的一击”。但是，这个愿望过了10多年才实现。……
50年代初，工人运动的滚滚浪潮虽然已经消退，但由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一些工业城市仍不断爆发罢工斗争。正当狄更斯开始写作《艰难时世》时，普莱斯顿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斗争，狄更斯曾到那里去了解罢工情况。他担心人民的不满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国家将受到猛烈的震动。狄更斯认识到当时劳资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他决心在作品中对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加以迎头痛击。在写给他朋友查尔斯·耐特的信中，他这样谈到《艰难时世》的写作意图：“我的讽刺对准那些只知数字和平均数而不知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这时代的最邪恶的最重大的弊病的代表。”从作品看来，他的创作意图确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表现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条表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作者的讽刺锋芒对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葛擂硬和庞得贝，通过葛擂硬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展现，以及关于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反动实质和它的危害性。
葛擂硬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代表，而庞得贝则是实业界号称“硬头皮、铁拳头”的凶狠人物，是葛擂硬哲学的支持者、追随者。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着那个烟雾弥漫、象征大不列颠的焦煤镇。
葛擂硬原是退休的五金商人，后来成为焦煤镇区域的国会议员。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暗示了当日统治英国的是些什么人。作者讽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说那些议员是“专门讲究度量衡、专门会背乘法表”，“对其他任何事情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行尸走肉般的“贵人”。葛擂硬就是这班“贵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像葛擂硬这样的人物决不止一个，而有许许多多。这些表面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无半点“人性”的家伙正是这个社会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主宰着这个社会。葛擂硬以其议员身份，起着纽带作用，把焦煤镇这小小的工业市镇同那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国家机器联结起来，这样，焦煤镇作为大不列颠的缩影就更富于典型性了；而葛擂硬的活动也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而暗示，葛擂硬哲学像妖风毒雾，不仅笼罩着焦煤镇，而且弥漫于整个大不列颠。
作者不仅揭示了这个人物和他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用解剖刀一样锋利无情的笔，剖开葛擂硬哲学这神秘之果，把它那龌龊的、饱含毒汁的内容展示给读者。狄更斯用概括而形象化的语言，切中要害地描述了葛擂硬哲学的精髓：“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的话，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在葛擂硬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现金买卖关系没有别的，因此，感情、幻想、义侠行为、仁爱精神、娱乐嗜好之类这些与现金买卖无关的东西是要不得的，通统应该清除。基于这个铁的原则，他只许用“事实”——就是能用来赚钱或与金钱收益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教育孩子们。于是，他那5个孩子成天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被数字、概念、科学标本种种“事实”塞得昏头涨脑，儿童的天真、孩提的幻想全遭扼杀，全被拔除。孩子们必须懂得大熊星座的俗名，可不许唱流行的童谣：“眨眼的、眨眼的小星星，你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是去偷看一下马戏，也被认为是堕落行为。他自己在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地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和数量，确定它在交易中的作用和价值。葛擂硬就是这样一个“专门讲实际的人”。这个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不在于展示资产阶级守财奴的性格，而在于刻画这号人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如何把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富于诗意的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作品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丑恶和荒谬，而且还在于生动地展现了它所造成的恶果，从而揭示了它对社会的危害性。这恶果主要从露易莎和汤姆两个形象体现出来。
在葛擂硬的功利主义思想毒害、摧残下，露易莎和汤姆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儿童应有的感情、兴趣和爱好。他们成年累月过着囚徒似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和下层社会完全隔绝。结果他们成了精神上畸形的人，病态的人；他们不仅对社会现实一无所知，而且思想空虚，感情贫乏，连生活的信心也丧失了，年纪轻轻便滋长了悲观厌世思想。露易莎和汤姆的性格不同，他们的命运也不大一样。露易莎脆弱得象一株弱柳，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在她眼里，生活毫无意义，她也从未感受到生活的丝毫乐趣，只觉得生命象炉中的火花一样。在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她把少女的柔情全部倾注在对弟弟的友爱之中。她父亲把婚姻看作一桩买卖，把她许给了年纪比她大30岁的资本家庞得贝；她对此没有异议，而象羔羊似的顺从。自然，不幸的婚姻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正当她濒于绝望的时候，花花公子赫德豪士往她枯涸的心田里播下爱情的种子。可是她太懦弱了，爱情刚萌芽，她就恐惧地将它摧折了。露易莎的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摧残青春，葬送爱情和幸福的罪行。
至于汤姆的命运，具有另一层意义。他脱离牢笼似的石屋之后，纵情于吃喝玩乐，以此作为对葛擂硬哲学的报复。可是，他的“报复”，只是以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对抗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是“以毒攻毒”，因此，他越是往报复的路上走，就在罪恶的泥沼里陷得越深，终于变成一个卑鄙自私、冷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恶魔式人物。汤姆的堕落，再一次宣告葛擂硬功利主义教育的破产，表明这种教育无法造就“纯正有为”的人才，只能产生社会的蠹虫。
应该指出，作者在揭露、批判葛擂硬的反动哲学的同时，对这个人物多少流露出同情和幻想，这表现在葛擂硬得了现报之后幡然悔悟，不再死硬坚持自己那套理论，“而注意到具体的情况，拿他的事实和数字服务于信心、希望与仁爱”。显然，葛擂硬的转变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因为“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象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狄更斯从唯心主义道德观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人物虽然干着坏事，但其天性仍不乏善的一面，只要让他看到自己行为的恶果，那么天性中的“善”就可能被唤醒，去克服“恶”的那一面，从而改邪归正，弃旧图新；社会上的灾难也就得以消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道德观，是他所提倡的以阶级调和、阶级溶合为特征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通过庞得贝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反动实质的另一面。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自私自利的人们组成的，因此应该让每个人自由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贪婪地、残酷地剥削工人，全然不顾工人的死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从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庞得贝就是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信奉者。在他眼里，工人不是“有爱情和喜悦、有灵魂”的人，而是“人手”，是给他带来金钱收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加法中的数字”或机器——总之，是古代奴隶主所说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野蛮态度对待工人，污蔑工人爱抱怨，不肯安分守己；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作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他把损害镇上居民健康的煤烟看成是“衣食父母”，“世界上最有利于健康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肺部。”他恬不知耻地把他榨取工人血汗的计件活儿说成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工作、最轻松的工作，也是报酬最好的工作。”如果谁要干预他为所欲为的野蛮行径，他和镇上其他资本家就威胁说，宁可把财产扔到大西洋去。对此，作者用揶揄的口吻说：“虽然如此，焦煤镇的大事们还是很有爱国心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西洋去。而且相反的，仍然很小心翼翼地管理着他们的财产。瞧，他们的财产就在那烟雾迷漫的焦煤镇上日增月累着。”
狄更斯不仅愤怒地揭露庞得贝之流残酷掠夺、压榨工人的野蛮行径，而且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苦难生活。作者说：“我有一种不健全的想法，以为英国人民是光天化日之下最辛苦的人民。”语带诙谐，却伴随着辛酸的眼泪。作者所描写的焦煤镇工人住宅区是这样的：窄院连着窄院，狭街紧靠着狭街，犹如“迷宫”。一幢幢简陋的房子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住房不通风，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只要看一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便知道，狄更斯的描写是多么真实！斯梯芬就是住在这贫民窟中的一个苦难深重的工人。由于生活一直很苦，他年纪虽然才40岁，看起来却象个老头了。这个纯厚诚实，“善操机器织机的好织工”，一生中吃尽苦头，“碰到的烦恼车载斗量”。残酷的法律又使他无法摆脱酗酒、半疯狂的妻子，跟他所钟情的女工瑞笳结合。他抱怨生活“一团糟”。可庞得贝毫无心肝地指责说，这是那个“金汤匙”的思想在作怪。
斯蒂芬的命运是个悲剧。他不愿加入主张阶级斗争的工会，因此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所疏远；但他忠于本阶级，不愿充当庞得贝的密探，因而被老板解雇。两军对垒，他是夹在中间的孤独者。作者虽然谴责那个排斥他、打击他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但表明斯蒂芬的悲剧主要是庞得贝的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要不是庞得贝敲骨吸髓地剥削工人，斯蒂芬的生活不至于这么苦；要不是庞得贝无理地开除他，他不必远离焦煤镇，出外谋生；要不是庞得贝狠毒地诬赖他盗窃银行现款，他也不至于坠入废矿井，惨遭重伤至死。斯蒂芬的死，乍一看似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偶然中有必然，他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斯蒂芬的悲剧，是对资产阶级血腥罪行的有力控诉。从这里看出，狄更斯深切关怀人民的命运，对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这一点，给这部小说增添了思想光彩，使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狄更斯“是捍卫着下层阶级，向上层阶级进行斗争，向虚假与伪善进行讨伐的战士”，实在一点也不过分。
除了通过斯蒂芬的悲剧揭露资产阶级的野蛮、残暴之外，作者还以讽刺的笔触描绘资本家庞得贝捏造身世、自我吹嘘的卑鄙行为，从而揭穿了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者宣扬的所谓“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种种无耻谎言。
庞得贝自称出身卑微，常爱夸耀自己赤手空拳起家的奋斗史。他胡吹自己生在阴沟里，一生下来就被毫无心肝的母亲所抛弃，而抚养他的外祖母又是冷酷无情的酒鬼。他说自己从小受尽虐待，没进过学堂，从铺子外面的招牌学会认字母，从教堂尖塔上的时钟学会了看时间。他自称靠了自我奋斗，从流浪儿、小听差、苦工、看门人、一小职员，以至于后来成为焦煤镇显赫的大亨。庞得贝为什么要这样胡吹瞎说？这里有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以此作为麻醉剂，借以平息工人的不满情绪，麻痹工人的革命斗志。他企图以自己的“奋斗史”表明，社会给一切人提供了出头上进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一个穷小子可以凭6便士赚到6万镑，一个流浪汉，小听差，可能成为显赫的大亨，因此，“人手”们只要埋头苦干，好日子在后头哩。其二，以此作为镇压工人的“软刀子”。我庞得贝可以赤手空拳起家，机会均等嘛，你们这些“人手”为什么不行？这只怨你们自己没本事，活该！因此，“人手”们得安分守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存什么奢望，不要老想着“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由于斯巴塞夫人想讨好主子庞得贝，把银行失窃案的嫌疑犯派格拉太太移解归案，结果派格拉太太披露了庞得贝的真实身世，从而揭穿了庞得贝所谓“白手起家”的谎言。庞得贝的谎言既经败露，“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骗局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极其深刻有力的。作者指出，资产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弊病，是引起社会灾难的重要根源。虽然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他还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灾难，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引起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不过，作者毕竟还能看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本质，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不能不说是这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一大功绩。
但是，狄更斯对于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没有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他只是希望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病，把这个社会弄得好一点罢了。他在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目的就在于引起资产阶级人士的警惕。在小说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说：“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骨瘦如柴的学者们，搜罗‘事实’的要员们，斯斯文文而精疲力竭的不信宗教的先生们，把书上许多陈腐无聊的教条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先生们：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他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极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就是在你们胜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的幻想已经完全从他们的心灵中被驱逐了出去，这时他们面对的，只是勉勉强强的糊口生活，现实就会象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这未免使人觉得，他对现实的无穷忧虑，与其说是为了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不如说是为了资产阶级。
基于这种思想立场，狄更斯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情工人，甚至对工人怀着钦敬的感情，带着深厚的同情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表现他们要求改变“一团糟”的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并且通过斯梯芬的口，对工人运动表示同情、谅解，驳斥了资本家庞得贝对运动参加者的污蔑和诽谤。作者还通过斯梯芬和瑞笳这两个正面形象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某些优良品质：诚实、善良、正直、阶级友爱精神和对本阶级的忠诚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狄更斯对工人的同情和尊敬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就是说，他所同情、尊敬的只是温和、善良、安分守己、缺乏反抗性的工人。小说中的斯蒂芬就是这种工人的一个标本。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是像绵羊一般温驯善良。他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赞成对资产阶级采取“强硬手段”及“征服和战胜的办法”。他认为采取强硬的对抗手段，对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因此他拒不加入主张采取暴烈行动的工会。他幻想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怜悯、同情和帮助。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严重对立的形势，斯蒂芬一味采取妥协、调和的态度，这正反映了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工联主义思潮。狄更斯抱着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加以描写的正是工人运动中消极落后的因素。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他带着厌恶的感情来描写在工人中开展阶级斗争宣传鼓动的工人领袖斯拉克布瑞其，对他加以百般嘲讽、丑化，并借斯蒂芬的口直接攻击“暴力派”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不仅如此，作者还直接抒写了自己对于蕴藏在工人群众心中的反抗情绪的恐惧心理，认为“就是在这班人中的最卑贱者的心里，也永远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他慨叹地说，“假定我们将来把数学只用到物质的对象上，而用别的方法来统治这班可怕的、难以预测的人们该多么好！”这话表明，作者和受奴役的无产阶级之间实在还隔着一道鸿沟，在他眼里，工人群众是神秘莫测、难以驾驭的怪物，使他忧虑的是蕴藏在工人心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一旦象沸腾的岩浆一样冲破地壳喷发出来，将给周围的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祸！
总的说来，狄更斯并不真正了解工人阶级，他只把工人阶级当作受奴役的可怜虫加以怜悯而已。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残酷、野蛮的压迫剥削，也不赞成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求得解放。他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融合。他说，“工人参加工厂管理是必要的，应该的，只有合作，才能够结束剥削。”他这个观点在《艰难时世》中明确地表现出来。斯蒂芬便要求老板用慈悲和耐心对待工人，接近工人，希望老板和工人不要隔离、对立。但是，狄更斯不能不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劳资之间的对立是那么尖锐，实现劳资合作、阶级融合的前景是那么渺茫。因此，在作品中，狄更斯并没有表现庞得贝那颗残酷的心为斯蒂芬的怨诉所软化，庞得贝对斯蒂芬始终没表示丝毫的仁慈和友爱，而是一味冷酷地呵斥他，最终还把他赶出工厂。这说明了，到了50年代，狄更斯开始意识到，他这一套阶级调和论终究是行不通的；现实主义终于战胜了他的阶级偏见。从《艰难时世》清楚看到，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狄更斯一方面是目光敏锐、具有无比的讽刺才能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他又是热心的阶级调和论的鼓吹者，博爱主义的说教家，他对现实的一切讽刺和批判，都只为了对现存社会制度作局部的改良。
从作品看来，狄更斯的思想虽然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是，其主导思想倾向毫无疑义是进步的一面。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对受奴役的无产阶级表示深切的同情，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部作品的社会效果，卢那察尔斯基作过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小说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文学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