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张居正
请问有谁知道发生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夺情”风波是怎么一回事？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封建礼教，父母死亡，在外做官的儿子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办事。否则，即是“忘亲”、“夺情”。当时张居正权势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因此不想回来家江陵奔丧守孝。但他表面不便明说，暗中指使大宦官冯保出面挽留。冯保传中旨，命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然而，这张瀚却是个角色，始终不为张居正所动。张瀚的下级户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首先附和张居正，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第二天，检讨赵用贤上书，认为不能援前朝故事为张居正夺情制造根据。十月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这时候，又有一个跳了出来，即观政进士邹元标。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时，邹元标不过是一小官，默默无闻，见状立即厚贿太监，并马上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邹元标因为之前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反倒挺过来了。他因此成为大名人，极为沾沾自喜。邹元标如此，不过是“沽名讪上”，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
朝臣们相继上书为被廷杖的五人求情。张居正不听，将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分别发配凉州、神电卫、都匀卫充军。吴中行、赵用贤为隆庆五年张居正所取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而艾穆为张居正的同乡，他们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不讲私恩，不避权势，疏责张居正夺情，“直声震天下”，时称五人为“五直臣”。
最后还是明神宗朱翊钧出面，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归家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反对张居正者抨击他是“贪位忘亲”，置“万古纲常”于不顾。张居正虽成功“夺情”，仍旧独执大权，但这件事也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邹元标一事后来对明神宗朱翊钧触动很大，认为大臣冒死进谏都是为了博取虚名，所以之后对大臣的进谏往往不佳懒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发，拖而不决，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词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卫的监狱竟至于长满青草。明神宗从此不上朝，消极怠工了。大臣们也因祸得富，没有人再被廷杖了。
如何评价张居正的夺情事件
楼主，张居正夺情是在明万历初年，那时候张居正正好在全国推行自己的新政，如果张居正生的早点，所谓夺情也就说得过去，可是正德年间，杨廷和杨大人当时丁忧，正德皇帝硬是要杨廷和留下来，杨大人是个孝子，偏偏就把事情交给皇帝，自己在四川老家待了整整三年之后才出仕。所以从此之后，杨廷和就成了全国文官的楷模，在张居正之前有这么个榜样摆着，当然张居正照例得提请回原籍守制。但他内心十分矛盾，于公于私他都不愿在此时回乡。一方面，朱翊钧还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练的顾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开的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的举措及准备着手进行的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改革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方案还有待进一步谋划和执行。从个人的私利来考虑，自己数十年来从湖广江陵的乡间走到现在的权倾朝野这一步，也确实来之不易，生怕日久生变。更令张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丧没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员竟都去祝贺次辅吕调阳。根据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可把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这次，内阁僚属和翰林院的学士、侍讲读学士、修撰、编修、庶吉士们都纷纷穿上红袍到内阁道贺。张居正去留还未最后确定，他们却都向次辅吕调阳道贺。真是人未走茶已凉，把张居正气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对形势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钧母子此时离不开他，是不会轻易让他就这么走的，太监冯保等人都支持他夺情，凭自己数年的经营和深谋老到的权术，去留问题还是最后由他自己来定。张居正遂加紧了私下的活动。十月二日，也就是张居正接父亲死讯的一周以后，朱翊钧就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张居正知道皇帝要“夺情”的态度，就故作姿态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叙述了一通父子人伦当守制的道理后，又说自己年纪只53岁，“丁忧”的时间也不过是27个月，到那时，身体尚还康健，只要皇上不嫌弃，还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钧未悟出其中的奥妙，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张先生离开京师回籍守制。于是他又给先生下了一道圣旨：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朱翊钧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张先生就此而留下。
张居正通过连日来的几辞几留，“夺情”心愿不仅如愿以偿，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赞他的无双忠孝、盖世大功，是他今后继续当国受之不尽的资本。
张居正 “夺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来，而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激烈地展开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确反对的声势也不小。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不祥的征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历代帝王的习惯做法，朱翊钧诏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与张居正的夺情问题联系起来。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来自南直隶武进县的翰林后进，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他上了一道 《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张居正发怒了，他实在没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对他“夺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门生或同乡。朱翊钧更是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廷杖。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进士，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在他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有志，但学术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设施乖张，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为，不胜枚举，何况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没有能人。张居正自称非常之人，其实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结果，邹元标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封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抓来打了一顿后，发送回原籍。反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对于张居正夺情，于公于私，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毕竟他老人家是为大明王朝嘛，总之，自张居正殁之后，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