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最后怎么处理的？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 处理： 1955年5月18日，中国政府的代表熊向辉和印度政府的代表高先生抵达香港。当天下午，高先生将中国政府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给了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当晚，香港当局即开始逮捕国民党特务。 香港当局从5月18日起至6月1日，共拘捕审讯88人。经过反复调查、审讯、核实，“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终于真相大白：飞机爆炸确系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目的是暗杀周恩来。其主使为周斌成，具体施暴人是周驹。周驹作案得逞后，未等到下班，便匆忙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坐接应他的汽车逃走，潜避台湾。 由于周驹是在港方通缉以前就到了台湾，港局只能要求台湾方面将周驹送回香港受审。台湾方面则在12月14日通知英国驻淡水领事馆称，英国和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这一要求无法律依据，拒绝了港方的要求。周驹在台湾保安单位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其父则在情报人员的安排下，于案情曝光后安全偷渡赴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姓埋名，定居台湾。 香港当局在中印双方的协助和敦促下，为侦破此案作了一些努力，但终未将主犯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后来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员，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了事。更可惜的是，始终不能查明这一案件真相及其幕后主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后据谷正文透露，被“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吓了一大跳的香港政府总督，曾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达成了一项口头交易：对于台湾情报人员，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情报人员一马，则台湾情报人员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伪港币。 扩展资料： 事件：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 机上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但是暗杀目标周恩来本人却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万隆会议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下） 百度百科-克什米尔公主号
谁是幕后凶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全揭秘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的政治谋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Constellation）民航机，注册编号VT-DEP。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结果
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客机中途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不久，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而台蒋电台早已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当时，殉难者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成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屋里，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2009年清明，钱嗣杰如常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埋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还有领导。在一块刻有周恩来亲笔题写“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字样的纪念碑前，他长久伫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离开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钱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诵出这些在梦里叫了千万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梅、李平……“有时候回头看看，我就想，这50年是多活出来的。”54年前，身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派报道组中两个幸存者之一，钱嗣杰的生命阴差阳错地得到了眷顾。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告别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钱嗣杰正身在雅加达一家旅馆里，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同事与领导抵达。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俭带着长长一列清单，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购报道设备。东西还没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一个决定：外交部两位信使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随身携带很多重要东西，为了安全，让钱嗣杰与刘茂俭两个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则由自己来负责购买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一肚子不乐意，只能搭船走了。”就这样，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钱嗣杰到了雅加达。“知道11号大部队要来，我一大早起来，激动得坐立不安。”房间里的无线电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飞机爆炸……”钱嗣杰没有再说下去，那一刻的记忆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随岁月消减。出发前，又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别担心，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在钱嗣杰的脑海里，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依然年轻，“那会儿，沈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他是印尼归国的才子，亮闪闪的眼睛，英语比汉语说得好；黄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点马虎……”除了振作起来，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万隆会议上，钱嗣杰5天5夜没有睡觉。